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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04-09 17:41 作者：萨罗斯 浏览量：1914
本报记者 敖阳利
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企稳，主要经济指标出现边际积极变化，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是，当前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经济恢复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近日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稳经济、保民生、促消费、保就业，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为特殊群体提供救助、发放补贴提振消费以及实施中长期的就业政策等建议。
宏观政策力度需加大
“在今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宏观经济政策变得更加积极，结构性政策也出现了一些调整，这都对稳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在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和疫情反复的冲击下，我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对此，要尽可能减少疫情冲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实施直接的纾困政策，着力稳定经济大盘，支持未来经济复苏。
黄益平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还有进一步加大力度的空间，“步子”要更大些，以提振市场信心，刺激经济活动。特别是结构性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协调平衡短期和长期政策的效果。从短期来看，要保障平稳过渡，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还需加大力度，推出支持发展、创新的具体措施，这对于行业信心恢复至关重要。
在保市场主体稳经济的同时，也要保民生、兜底线，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从我国与欧美等国的失业、经济数据以及政策差异上看，我国在保居民健康的基础上保经济，抗疫效果最好，但在对个体劳动者的保护和社会救助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张丹丹表示，建议政府在特殊危急的情况下，对长期失业者或陷入贫困的家庭给予特殊救助，提升其福利水平。
事实上，疫情期间，我国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力度，全力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例如，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在原来的生活补助基础上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向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共对因疫临时生活遇困群众实施救助137.9万人次，累计支出资金3.9亿元。其中，吉林省因疫实施临时救助27.6万人次，累计支出资金6100余万元；上海为1.3万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提供了临时救助。
“面对疫情冲击，在保持高质量增长的预定目标的前提下，需要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面临的跌入绝对贫困线或相对贫困线以下的风险。”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认为，疫情增加了低收入群体返贫的压力，整个社会要给予困难群体更多的关注。
发放消费补贴有政策空间
激活消费是拉动内需的关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47亿元，同比下降6.7%，仍处于下降区间。这反映出目前整体消费意愿不强。
“疫情反复不仅影响了经济活动，更影响了消费者的预期。今年3月份以来，我国消费下滑呈现出程度深、线上线下（300959）同步、波及地域与行业广等特点，消费不足导致经济恢复难度较大。”北大国发院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认为，保老百姓的生活就是保中小微企业，也是保社会稳定，可考虑给居民发放生活补贴。
她说，直接发放补贴既是现实之需，也有政策空间。在疫情导致经济活动减少的情况下，投资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从投资到消费的传导链条非常长，而且短期之内的触达面也比较有限。由于消费需求不足，我国物价处于较低水平，这时通过发放补贴提振消费，不至于导致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的局面。此外，在消费补贴发放方面，国内外都有经验可以借鉴，今年以来我国也有不少省份发放消费补贴，但是总体规模小，范围也比较有限。
为此，沈艳建议，发放消费补贴要坚持中央统筹、地方各尽所能，对困难地区尽可能优先并加大发放补贴的力度。要聚焦涉及民生的关键行业，特别是基本生活必需品领域，突出小额、有效期短、使用灵活的特点，最大程度地把补贴现金在一定时间内转化成购买力，尽可能地提振消费。在资金来源方面，要从多个渠道筹集补贴资金，特别是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在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低、赤字率也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发行特别国债有一定空间。此外，要加强信息公开、加大监督力度，让补贴尽快、尽可能公平地发到老百姓手中。
创造充足就业岗位是根本
疫情冲击下，就业形势再度承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从总的失业率来看，还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年轻人的失业率偏高——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达18.4%，比4月份上升了0.2个百分点。
“以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群体的年轻人就业压力大，是就业形势严峻的突出表现之一。”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表示，青年失业率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征，毕业季也是失业率指标相对较高的时点，但青年失业率呈现趋势性上升需要特别关注。
他认为，经济增长不达预期、青年劳动力需求不足是目前年轻人失业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同时，失业率高也折射了年轻人在现阶段就业面临的匹配困难和结构性摩擦。比如，用人单位出现空缺职位后，年轻人能否补位以及是否愿意补位，这既与客观的岗位需求实际相关，也与年轻人的主观择业意愿有关。
近年来，我国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出现大幅下滑，也加剧了就业压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分别是1186万人、1269万人，而疫情前的2017—2019年，每年的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350万人以上。
“相关指标的下降，是受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增加、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减少等因素影响，这与我国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互为表里。”在卢锋看来，城镇就业收缩时以农民工返乡来消化冲击的模式已成为过去，这代表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也意味着稳就业政策的约束条件已发生改变。
为此，卢锋建议，稳就业政策在突出救济性、救急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制定实施中长期、综合、系统的应对举措。从长期来看，要以激活市场机制、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为根本，以提升潜在经济增速和推动转型升级为主导，以可持续的结构性就业促进政策为支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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